定位时代已经结束 企业管理必须疯狂“加敏捷”-天九共享控股集团

核心团队


董事局主席 卢俊卿

国际慈善家

社会活动家

企业管理专家

改革开放40年中国最具影响力十大公益人物


全球CEO

原苹果公司全球副总裁 戈峻


共同主席

塞尔维亚前总统 鲍里斯·塔迪奇


共同主席

比利时前首相 伊夫·莱特姆


共同主席

哥斯达黎加前总统

何塞·玛丽亚·菲格雷斯


定位时代已经结束 企业管理必须疯狂“加敏捷”

        近几年,在中国企业家心里“定位理论”一直被奉为“管理圣经”,这是来自世界管理大师特劳特后半生的全部心血,然而,当理论运用于实践,却完全事与愿违,不堪一击。

        许许多多的创业者、营销官、市场员现今仍是张口闭口谈定位,殊不知,定位已经“害死”诸多企业。

        “定位”曾经被誉为对美国影响最大的商业观念,而严格按照定位原教旨主义进行商业活动的中国企业家发现路越走越窄,在经济快速增长的中国,商机稍纵即逝。中国企业家在发展的过程中如果没有走出一条符合自己特殊国情的道路,一味以定位树立的标杆来限制自己,终将陷入绝境。理论要与实践相结合,食洋切忌不化。

        也就是说,中国企业必须拥有自己的“实践出真知”,而不是一味的“外来和尚好念经”。

        试想一下,如果娃哈哈仅仅定位成“吃饭就是香”的儿童营养液;如果百度只做搜索;如果中国电信只做固定电话……也许现在这些知名品牌早就不知所踪了……公牛把自己定位为插座,一下子就把自己定死在这个领域,从此它只能在插座领域里摸爬滚打,没有扩张其它电工产品进行品牌延伸的动力和机会;健力宝把自己定位成保健品,并且一直死守这个定位,虽然一度被称为“中国魔水”,但最终还是退出了人们的视线……你看,定位理论漂洋过海来到中国,受足了追捧,但这个舶来“真理”,却定死了多少中国企业。

        举个例子,上个世纪末,著名的定位大师来中国考察了最大的羊绒企业——内蒙古鄂尔多斯集团,给鄂尔多斯集团提建议说你就专心搞羊绒吧,做世界羊绒大王。但是鄂尔多斯的掌门人并没有采纳教授的按照定位理论固步自封的建议,反而大刀阔斧的扩张起来,它牢牢把握住了一个又一个发展契机,先是进军了煤炭、化工行业,后来还搞了房地产……一下子,鄂尔多斯集团由原来的十几个亿产值迅速蹿升到上千亿的规模。最后,甚至把原来的东胜市也改成了鄂尔多斯市。

        那抛弃了“定位”的中国企业家,该何去何从呢?

        面对中国的特殊情况,无论其他如何,最基础的“求生技能”就是打造一个组织能够响应并适应环境中的变化,即“自适应敏捷组织”。

        什么意思呢?

        这没有那些故弄玄虚、诘屈聱牙的管理哲学,而是最通俗易懂的现实逻辑——要想成为自适应组织,需要将某些决策流程去中心化,组织中的个体也要相互联系,组建出一个智能网络,在这个网络中体现出横向领导力,而不是自上而下的、中心化的、纵向领导力。在纵向领导力里,人与人之间的沟通是双向的——信息向上传递,决策向下传递。而在横向领导力里,每个人都和其它许多人互相联系,人群之间也可以互相联系。

        其实国内一些企业早已着手“自适应敏捷组织”的构建,比如华为、腾讯、小米等,任正非就曾有一句名言流传至今:“流程是为作战服务,是为多产粮食服务。不可持续的就不能永恒,繁琐的管理哲学要简化”。

        众多善于管理的企业家们对此都深表认同,天九共享控股集团董事局主席卢俊卿就曾公开力挺过这样的扁平化理念,他用更为言简意赅的语言总结道“放手、放手,再放手”,并将此作为“企业家五项修炼”中的重要一环。

        所谓放手,并非指放手不管,而是说要放开手脚,让公司全员一起成长。还是以卢俊卿为例,作为集团董事局主席,他并没有采取事无巨细、事必躬亲的行事方式,从头到尾他只管理三个人,总裁、CEO、联席总裁。

        其实早在中国历史中,就有人采取过这样的“三巨头管理模式”,那就是刘邦。他只需要管理好负责“公司行政和财务”的萧何、负责“公司市场和业务”的韩信,以及负责“公司战略和目标”的张良。最后的结局我们都知道,刘邦草根创业,十面埋伏一举击败了贵族出身的项羽。

        这不就是我们如今所倡导的草根创业的英雄故事吗?

        而刘邦是如何放手的?甚至已经开始剁手。在事业的起步阶段,他将韩信招致麾下,将一个在圈内毫无名气的韩信拜为大将军,将所有军权交于此人。

        要知道,相比较商业,军事更是“一将功成万骨枯”,历代帝王无不提防军权旁落,但刘邦依然能做到坦坦荡荡,可见胸襟之广。而后来韩信不辱使命,迅速成长为独当一面的军神,帮助刘邦夺得天下。

        读过历史的朋友都知道,在加盟刘邦集团之前,韩信最早投向的是项羽集团,而项羽只给他安排了一个杂兵的职务,韩信岂会屈就?于是他拂袖而去。几年后,两人在垓下重逢,一个已是名震天下的“齐王”,另一个则是乌江自刎的“霸王”。

        卢俊卿认为:“很多管理者不能放手的原因,往往是因为我们都是完美主义者。因为下级做的事情,可能很难百分之百的如意。一个人才,要他完全成熟了再上岗,这是几乎不可能的。”

        项羽就是这样的完美主义者,每一战都要亲力亲为,不给其他人才成长和施展的机会。而在当今社会,企业家必须要像刘邦一样“放手”,诚如卢俊卿所言:“一般他能做到百分之六七十,我们就可以放手让他们干,我们看着就行。他们挑不起的时候,我们可以去帮一把,这是可以的。一定要给他们锻炼的机会,人才才会走向成熟。”

        你看,萧何最早只是一个小县城的公务员,张良只是一个家道中落的公子哥儿,韩信更不值一提,只是一个游手好闲的宅男。但当风口到来,他们需要求职、工作,刘邦接纳了他们,给了他们机会和平台,于是,他们最终个个改变一切,载入史册。

        这表面看似是放手,实际是放手之后引发的“自适应敏捷组织”在起作用。

        项羽集团就是“定位模式”的典型,一直将自己限制于贵族政治,当攻破咸阳后,曾有人建议项羽定都关中,他却认为“这不符合自己的定位”,选择放弃这一战略要地。而刘邦集团呢?则是“自适应敏捷组织”的典型,从到汉中的偏爱一隅,再到逐鹿中原的诸王纷乱,都能做到“响应并适应环境中的变化”,最终历史就选择了最能适应自身变化的刘邦集团。

        而大汉王朝创立之初的休养生息也是采取的“黄老之术”,即无为而治——放手。这不就是创业公司该遵循的主张吗?最终中华文明迎来了第一个全盛帝国,成为与罗马帝国分庭抗礼的东方文明。

        显然卢俊卿和其他的成功企业家已经看透这一本质,发自肺腑地说道:“我们为什么不幸福?我觉得就像一个人身上背了很多的东西,又跑得很快,那自然是很累。所以,我们怎么才能幸福呢?我觉得就是要放下那些不该我们管的东西。”

        刘邦亦是如此,放下了自己不该管的东西。他曾说道:“运筹帷幄决胜千里,我不如张良。要说镇守后方、安抚百姓,给前方运送粮草,保证供应不断,我不如萧何。要说统兵百万,战必胜、攻必取,我不如韩信。这三个人都是人中的豪杰,我能够重用他们,这就是我所以得到天下的原因。”

        放手思维,是中国古代与现代智慧的彼此呼应,也是“自适应敏捷组织”再一次击败“定位模式”的写照。历史不断重演,智慧亘古不变。